同时，仅仅是省制人宪，也并不等同于联邦制，而依然是中央与地方共有一部宪法的单一制结构。

在民主体制下所有经民主程序产生的人员都可以免，即使实行终身制的法官，一旦发现有违法犯罪行为，也可以对其依法弹劾。[26] 我国宪法中第67条第11、12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法院院长。

[78] 但何为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并没有统一标准，如2004年2月5日密云县春节灯展发生重大突发伤亡事件，死亡37人，伤15人，北京市密云县县长张文引咎辞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共同组建（国家权力机关决定，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提名）。前者如土尔其、以色列、新加坡的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24条第2款规定：委员长因为健康情况不能工作或者缺位的时候，由常务委员会在副委员长中推选一人代理委员长的职务，直到委员长恢复健康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委员长为止。[85]如英国的贵族院审理弹劾案时，其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相同，有讯问，有答辩，有人证，有律师，美国参议院在审理弹劾案时，审判程序也与刑事诉讼程序相同。

而弹劾制度则不同，弹劾是以诉讼庭审的面貌出现的，具有准司法的特征，从提出、通过到付诸审判，都要求类似刑事诉讼那样的诉讼程序，体现在控审分离、重视证据，保障被弹劾人的辩护权等方面，被弹劾人作为当事人能够积极参与到诉讼之中，还可以聘请律师获得帮助。[22]由议会本身提名内阁成员的事从来被认为是不可取的。另外，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赖恒盈在《行政法律关系论之研究》[34]一书中以及陈春生在《行政法之学理与体系（一）—行政行为形式论》[35]一书中对盐野宏的行政过程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其资料主要来源于日本行政法学者盐野宏所著的《行政过程总说》[36]一文，但仅仅停留于梳理与介绍，并未提出自己的观点。

（二）行政过程论中依法行政原则的实质化与对行政过程合法性的要求行政过程论的本质体现了实质法治主义对于现代行政法学的要求。[28]参见[日]塩野宏：《行政遇程総説》，载[日]雄川一郎、塩野宏、園部逸夫編：《現代行政法大系2行政遇程》，有斐閣1983年版，第1～32页。[19]参见[日]小早川光郎：《行政法》上，弘文堂1990年版，第173页。由于行政法在现实中尚不存在统一的行政法典，而有关行政法律制度的法律复杂多样，因此，行政法学总论是各行政法律制度的一般性原则或规则，事实上发挥着如民法总则的功能，即行政法学总论中的一般性原则或规则统率、指导各行政法律制度的构建。

其次，法律优位是指除宪法外法律优越于其他国内的法律规范以及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行为，违反法律的行为违法，任何行政机关的行为都不得违反法律。[5]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甚至对立是公私法二元论产生的根源。

而实现行政目的的行政过程在根据立法的委任具有裁量权时，存在着与立法政策的实施相类似的方面。[22]同前注[14]，塩野宏书，第237页。[3]这些观点的争论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发展，但直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在中国尚未确立统一的、完善的行政法学基础理论。所谓公私法二元论是指承认公权力的特殊性即行政的意思相对于国民具有单方的优越性以及对行政权法律规制的特殊性的理论。

行政的合法性包括行为的合法性与过程的合法性。行政法学理论以依法行政为基本原则，通过事先以立法的形式为各种行政行为设定一定的法律要件，要求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活动时必须遵守这些法定要件。第二，考察仅限于局部。此外，也有学者认为行政法解释学可以划分为有关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特殊的权利义务的形成或消灭过程的行政过程论，以及与此不可分割的司法过程论与行政手段论，[54]由此可以将行政法体系划分为行政过程论、司法过程论、行政手段论三个部分。

第二，着眼于行政活动的社会功能，对各种行政活动进行分类整理的方法。[46]这种动态考察的观点将行政作为实现法治主义的动态过程，在此动态过程中，行政法具有监督行政依法进行、确保法治主义实现的功能。

在行政过程中，行政行为无疑是最主要的行为形式，对此，行政法学应当予以关注。在行政活动违反法律规定时，则可以通过事后的救济措施认定行政行为无效或予以撤销，以此确保法治主义的实现。

[56]参见[日]相原良一：《「法の支配」の原理と行政の実现—水産行政論研究のために》，《公法研究》1968年第30号。而且，随着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行政法学的体系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后者是对行政活动的纵向分类，是行政法的各论部分，两者共同组成了行政法理论体系的核心部分。从和司法审查的关系论述之的，参见[日]原田尚彦：《訴之の利益》，弘文堂1979年版，第166、218页(1979年）。[23]在日本，第一次采用行政过程作为一个章节的标题的著作大概是今村成和所著的《行政法入门》(1966年）中的在行政过程中个人的地位。一般而言，行政行为的概念具有外部性、法律效果性、具体性、公权力性、单方性等要件，由此也决定了行政行为与私法行为所适用的法律不同，这是行政法及行政法学得以成立的理论基础。

但在现代公共行政中，强调公共行政的服务精神，这使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对立关系相对化，注重与相对人的对话与合作，倾向于运用以相对人的同意为基础的行为形式，如行政契约、行政指导等。[43]同前注[16]，塩野宏书，第4页。

[22]可见，在传统行政法学理论中，相对于行政权的优越地位，相对人处于防御公权力侵犯的被动地位。当然，各论部分存在着自身的独特性，因此，在适用总论的原则或规则时，必须结合各论部分的特点进行适用。

[6]公私法二元论认为，公法是有关权力关系的法律，私法是有关平等关系的法律，由此区分公法与私法的两个法律体系，并将民法、商法等作为私法，而将宪法、行政法等作为公法。行政行为在理论上能够逐个独立地被取出并加以理论构建，而这种个别的理论构建是必要的。

(2)在行政层次上，行为形式的选择并不具有立法层次上的自由。过程的合法性是指除了要求行政过程中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外，要求作为整体的行政过程也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因此，合理的意思决定论与正义论在行政过程的法律解释中是不可欠缺的。因此，今后有关行政法学体系论的研究必须注重各论部分的独特性，同时立足于行政法学总论与各论的关联性，构建总论与各论部分的良性循环系统。

3．传统行政法学方法论对于现实行政现象的把握并不充分。第四，考察的范围受公私法二元论的限制。

3．传统行政法学以行政法解释学作为方法论。[51]在行政过程中，为达成行政目的，行政使用各种各样的行为形式，以往行政法总论中偏重的行政行为只不过是权力性行为形式的一种形态。

行政法学不仅应当注重行政行为结果的考察及其规范，而且应当注重对行政行为的事前准备、做出决定、宣告、执行、救济等各阶段进行连续、动态的考察。而正是由于欠缺这种考察的视点，对于行为类型的个别分析无论如何深化，结果仅仅是偏离现实的解释论。

第五，在各种多元性的法律竞合与交错中，必须考察这些新的法律现象。此外，行政过程论认为，是否允许利用法定行为形式之外的行为形式，以达成法定目的，如行政行为成立前的承诺、保证、协议、劝告、奖励或取代行政行为的行政指导，这必须衡量行政相对人及公众的利益，以判断该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问题。[5]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8～559页。在传统行政法学中，相对人的行为往往被认为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法律效力，其在行政过程中的作用往往被忽视。

[32]参见李琦：《行政行为效力新论—行政过程论的研究进路》，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25]在1969年，远藤博也公开发表以行政过程论的尝试为副标题的《复数当事人的行政行为》。

[61]参见[日]西岛羽和明：《行政過程論と行政手法論（一）》，《近大法学》第35卷第1·2号，第4页。[6]参见[日]中西又三：《行政法I》改訂版，中央大学通信教育部2003年版，第48页。

[26]此后，积极论及行政过程或行政过程论的文献不断出现。[40]同前注[17]，山村恒年书，第40页。